1. 汉朝历代君主，汉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广义上说，汉代和汉朝是一个意思，但确切来说，汉代是指一个历史时期，汉朝是指一个朝代。因此应这样认为，汉朝是从何时开始的。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短暂的秦朝之后出现的朝代，分为“西汉”（前202年—8年)与“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后世史学家亦称两汉。

汉朝起初在汉高祖刘邦时根据五德始终说，定正朔为水德，到汉武帝时，又改正朔为土德，直到王莽建立新朝，方才采用刘向刘歆父子的说法，认为汉朝属于火德。汉光武帝光复汉室之后，正式承认了这种说法，从此确立汉朝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三国志等皆采用了这种说法。

汉朝为中国第二个大一统的王朝。前期定都长安，又称西汉、前汉；后期定都洛阳，又称东汉、后汉。

2. 为什么汉朝作为新的纪元？

大家都知道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在国际称呼上除了中国人的名称外，还有一个更熟悉的名称那就是“汉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诞生的朝代何止百个，而汉朝政权亦早已消亡殆尽两千余年，但为何“汉人”的称谓却得以传承至今？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标杆的汉朝到底能不能作为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呢？ 古往今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虽不以所占领土大小为依据，但由领土问题所引发的战争可谓是不胜枚举，因此能否稳据广阔的疆域不被侵占绝对是衡量国力强大的重要因素。作为我国历史上首个实现大一统的秦朝，所拥有的国土面积已足有350万平方公里，而灭掉秦朝的汉朝其国土面积相较之两倍有余，足有700万平方公里。但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国土面积可还没算上汉朝附属国的喔。史书记载汉朝兴盛之时，周边匈奴、高丽、西域等诸国皆俯首称臣视汉朝为天朝而连年进贡。因此如若加上附属国领土面积，粗略估算汉朝疆域则起码要达到1000万平方公里以上。随着疆域的不断扩阔，汉朝各民族之间文化差异所引起的问题也在不断增加。采取独尊儒学政策的汉帝，不但令到文化得到大一统，亦为往后数千年的统治奠定了正统思想。但拥有璀璨文化成就的汉朝绝非单靠对内思想的统一，更主要的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视。西汉时张骞所开拓的丝绸之路可谓华夏民族开启对外交流的新纪元。横跨欧亚非三大板块的丝绸之路不仅使得中西文化交流达到了顶峰，亦令世人知道东方巨龙汉朝的存在，而汉人的形象自此深深印在了西方众人心中。对外文化交流日益鼎盛的同时，汉朝经济亦因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呈现井喷式的爆发增长，使得汉朝成为与罗马帝国并列的世界上拥有最先进文明和最强盛的国力两大帝国之一。或许在领土、文化、经济上汉朝并非均列中国历朝首位，但若论综合国力最强的朝代，汉朝绝对是当中的佼佼者。

这也许就是答案吧！

3. 春秋时期的君王和汉朝的君王有什么区别？

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的君王，与汉朝及以后的君王，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可以说是同一称呼的两种不同事物。

无论是出身、地位还有权责都有很明显的差异。

春秋时期的君王是受到了周天子的分封，他们之前有四种出身：

宗室，比如燕国、鲁国；

功臣，比如齐国、秦国；

圣王后裔，比如楚国，颛顼之后；

前朝遗脉：宋国，微子封国。

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有一个贵族的身份。这说明阶层是固化的，贵族的身份在很多时候代代相传，除非被灭族，否则再没落的贵族也和平民不同，比如孔子也是贵族出身，只不过家道衰落而已。

但是从汉朝开始，这种情况被打破了，根源就在于刘邦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

连皇帝都可以是平民出身，那诸侯等人凭什么不能是平民？贵族阶层在此时经历了洗牌，整个社会的阶层固化被打破。

于是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面临也是唯一一次面临的难题——帝王合法性。

刘邦的平民出身为汉朝带来了麻烦，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即为什么他能以非贵族的身份登上至尊的地位，那就说明皇帝、贵族其实是人人都可以做的。

处于下位的时候可以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是身处高位的时候，就必须要考虑自身的稳定性。

这个问题汉朝建立了七十多年都没有得到合理解决，期间有庙号的皇帝换了四个，傀儡皇帝有三个，半个多世纪的汉朝过得那叫一个风雨飘摇，诸王争锋、吕后乱政、文景之治、七国之乱……

期间活跃于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再次登场，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无为而治、五德兴衰、高压统治各种手段都尝尽了，也没有解决这一难题。

直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为首的儒家登场，将刘邦能做皇帝的原因归结为简单的“天命”，于是君权神授的时代开始了，儒家也因此取得了独尊地位。

汉代以及汉朝之后的所有君王都不再和春秋时期一样，必须是贵族出身。所以，历来改朝换代都要有点异象，这就是“天命”所归。

春秋时期的君王其实不是“王”，而是贵族爵位，有公、有侯、有伯、有子等等，唯有半个例外，那就是楚国真的是称楚王的，之所以是半个，那是因为它是僭越的。

称“公”的，比如鲁国；

称“侯”的，比如蔡国；

称“伯”的，比如曹国；

称“子”的，比如赵国。

根据爵位不同，诸侯国的等级也不同，当然相应的义务和给周王室的贡品数量也会按照爵位发生变化。“爵尊则贡重，位卑则贡轻”，权利和义务是要相符合的。

但是，这些君王在自己的封国内，就是实实在在的王，因为他们的国家与周王室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是国与国的关系。

诸侯国与周王室代表的周国之间交流是要通过国书的，两者以协议的方式达成一致，不是政治权力，而是外交手段。

比如说，周想要楚给它供奉一点白茅用于祭祀，不能直接命令楚国，而是要派使臣去和楚国签订盟约，规定在何时何地，楚国给周国提供多少白茅。双方签订之后，按照当时的流程，各留一份，第三份有时候会刻在玉片上，扔在水中，给神灵见证。

所以说，春秋时期的君王其实是有实无名的，他们不能僭越称王，但所享受的待遇和权力在其自己的封国中和“王”无异。

而汉代作为一个大一统国家，虽然在早期施行了郡国并行的制度，但总体来说，君主还是有强大的控制力的。与其说诸侯国自成一国，不如说是汉天子给了同宗子弟一块可以有很大权力的封地罢了。

所以，汉及汉以后的君王，那是名与实双收的，这才是大一统国家和之前分封制下社会的根本不同。

虽然说诸侯国与周国之间是国与国的关系，但实际上还是有尊卑上下的。

各诸侯国大部分都是宗室，除了国家政治权力的管控之外，周天子还是所有封国的“大宗”，其他所有诸侯国都是“小宗”，以宗法制为纽带，周天子对于这些封国的君主是有实际上的领导权。

也就是说，即使政治上管控比较松散，但宗法上还是很有效的。

这样就导致了分封之下逐渐会出现群雄割据的场面，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关系会越来越淡。

这就好比刘备自称是中山靖王之后，那他和当时的汉献帝是什么关系？十七代人之前，他俩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是汉景帝。

实际上就相当于两个陌生人见面，一问还是同姓，于是说五百年前是一家。和这一个道理，这算什么亲戚？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各诸侯国君主还是要认“大小宗”的，也要归周天子管辖，按时朝贡，拓展疆土，必要时要起到屏护作用。这是与其权利相对应的义务。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春秋时期的君主们与周天子的血缘关系已经变得极淡，周天子只是名义上的“大宗”了，只不过碍于时代的限制，他们必须要承认在其之上还有一个周天子是他们共同的领袖。

但是汉代不一样，汉代的君王就是天子，且是唯一的天子。不论是国家县郡还是分封出去的诸侯，都要承认汉代天子的地位。

尤其是郡国并行的时间也就不到一个世纪，汉朝的君主实际上就成为了这个国家最高的统治者，在血统、地位上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和并列者。

所以说，为什么秦朝之后中国的社会就发生了质变，从分封制到大一统，变化的不仅仅是国家的统治形式，而是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4. 调戏妇女是怎么判刑的？

调戏妇女在现在怎么也得判个三五年，如果是未成年少女，判刑会更严重，那么古代是怎么判刑的，古有一男子，因调戏妇女被判死缓！

下面有这么一个例子

现代人对“性骚扰”一词都熟得很。“性骚扰”一词为现代人所发明，但此类行为却不为现代人所独有，晚清文人陈炽在他的《庸庵笔记》里就有记载。 有一男子在路旁小解，恰好被一妇女撞见。此男子非但不回避，反而大耍流氓，一边继续撤尿，一边笑着用手指着自己的生殖器。彼时女子和现代女子不一样，哪见过这场面，顿时号啕大哭，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回家后就上吊自杀了。案子送到了刑部，大多数人认为该男子行为可恶，但一无手足勾引，二无语言调戏，只能拟为“缓决”，也就是死刑暂缓执行。

从今天的观点看，这一量刑已经是相当重了，但彼时法律与现代法律不同。清代律例规定，凡调戏妇女企图诱奸而未成，致使被调戏妇女羞愤自尽的，要判处“绞监候”，这是一个死罪，但要在每年的秋审时再作决断杀还是不杀。这是个比较模糊的问题，要由朝廷大员在秋审时一起决定，此前刑部必须拿出个意见供会审官员参考。一般来说，这个意见都会获得通过。那个耍流氓古人如何断案“性骚扰”

大多数刑部官员认为判个“死缓”就够了，可刑部有个司员一口咬定“调戏虽无言语，勾引甚于手足”。于是此案被拟定为“情实”，也就是说该杀，这两个字就送了那个小流氓的命。

下面就是几种判刑的标准

1、调戏

古代中国的民众分为良民和贱民，调戏良家妇女违法，调戏贱籍女子（婢女、戏子等）不违法或者从轻处理。主子奸污使女不犯法。

2、强奸

《大清律例》《大清律例》：＂若以强和以和成，犹非强也。……依刁奸律＂

＂凡和奸，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刁奸者[无夫有夫]杖一百.＂

从清律来看，强奸与和奸有很大区别，而刁奸则介乎强奸与和奸之间，又偏于和奸一边。虽然这种分类，今天看来并不科学，在当时却颇费斟酌。

3、通奸

《尚书》：“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对通奸者处以宫刑，那是生不如死的惩罚。

清朝的法律沿袭明朝和元朝的法律，允许私刑，允许捉奸，并可当场杀死通奸男女。“凡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若只杀死奸夫者，奸妇依律断罪，当官价卖，身价入官”（《清刑律·人命篇》）。

文｜黑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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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邦成为皇帝时谁是他的丞相？

萧何（前257年－前193年），徐州小沛（今中国江苏省沛县）人。是汉朝初年丞相、西汉初年政治家。谥号“文终侯”，汉初三杰之一。辅助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政权。 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又协助高祖消灭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被拜为相国。为了避免高祖的诛杀，他以“自毁其名”的方法，以逃避被杀的危机。 高祖死后，他辅佐惠帝。惠帝二年（前193年）七月辛未逝世。萧何一向很避讳与曹参相比能力，病危时，推荐曹参继任相国。 汉代建立后，以他功最高封为侯，位次第一，食邑八千户。许多功臣见到萧何受封第一，皆甚为不悦，向刘邦抱怨：“我们像狗像马一样地作战，在战事中出生入死，冒着性命危险，只增加自己的伤痕。为什么萧何一个文弱书生，只拿着一支笔，动动嘴巴大放厥词，居然论功是第一，这又是什么道理！”刘邦说：“你们懂得狩猎的道理吗？知道猎犬的作用吗？今天诸将你们就好像负责追踪的猎狗，但是发现猎物踪迹，并指挥猎狗追杀的人，是萧何！而且你们只以个人身份追随我，但萧何是以全家亲族都为我卖命，我不能忘记他的功劳。”群臣听到后都没有怨言。 [2]群臣又认为猛将曹参军功无数，应列第一，但刘邦仍较属意萧何。关内侯鄂君于是进谏：“群臣当然也没有错。曹参的确有野战略地之功，但楚汉相争五年，却失军亡众，丧失不少兵将。但是萧何却从关中遣军补足士兵的不足，不是萧何，汉军早就在早就折损所有兵卒了。楚汉相争在荥阳时，汉军面临缺粮危机，萧何利用关中的漕运，使得我们都有兵粮可吃。虽然萧何没有随军，却守军关中支援，形同随时陪伴陛下一般，这应该是万世之功。我认为论功应该是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高祖曰：“你说的没错。”于是乃令萧何第一，赐给锦带，允许萧何可以配剑，穿鞋子上殿，入朝拜见汉王不用行趋礼。 萧何采摭秦六法，重新制定律令制度，作为《九章律》（《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增加《户律》、《兴律》、《厩律》）。 高帝十一年，陈豨谋反，刘邦回军遇平定，不过多时，淮阴侯韩信即谋反关中，吕后于是用萧何的计谋，诛杀韩信，刘邦听说韩信已死，于是拜丞相萧何为相国。后世有名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说的是韩信的成、败都是萧何一手造成的，可见“英雄造时势”。 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又协助高祖消灭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被拜为相国。为了避免高祖的诛杀，他以“自毁其名”的方法，以逃避被杀的危机。 高祖死后，他辅佐惠帝。惠帝二年（前193年）七月辛未逝世。萧何一向很避讳与曹参相比能力，病危时，推荐曹参继任相国。

6. 汉朝的统治思想以什么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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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黄老道家的政治学说一度受到朝廷的尊崇,除了它适合“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外,也是由于其清静无为之术,最符合郡国并行的政治格局的需要。

一、“黄老政治”产生的背景

当惠帝、吕后当政后,“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就顺理成章地被奉为指导思想了。从惠帝至景帝这段时间,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推行“无为而治”和贯彻“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是道家思想在政治上的运用。 不过,它不是一般的道家思想,乃是“老庄”之学和“黄帝之学”的结合。所以,历史上都把这一时期的政治称为“黄老政治”。

汉初实行的“黄老政治”即主张“无为而治”。它既不同于法家实行的一味严刑酷罚,也不赞成儒家的繁文缛礼。但所谓“无为而治”乃是立足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

所以,其为政“宽缓”并非放弃刑罚,“与民休息”更不是否定对人民的剥削。只是把刑罚和剥削限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使社会得以休养生息,达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

历史事实证明:汉初所实行的“黄老政治”对社会进步和劳动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都是有好处的。

汉初,统治阶级之所以需要推行“黄老政治”不是偶然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秦末农民大起义对地主政权的打击,貌似强大的秦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狂飙中顷刻瓦解,这一事实不能不给刚刚建立西汉政权的统治者以深刻印象。

汉初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是从这些事实出发总结经验教训的。如前面说的陆贾为刘邦写的《新语》,就是从“秦所以失天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历史中提出的一套政治理论。

这些政治家、思想家都看到由于统治者贪鄙、暴虐和严刑酷罚带来的可怕后果:“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新语辅政》),“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结果,“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贾谊《过秦论》）。

陆贾、张良、叔孙通、“商山四皓”、刘邦、吕雉以及陈平、曹参等均是从秦末战火中过来的人,皆有亲身体验,自然极易接受“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的理论,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二）汉初社会经济凋敝也使统治阶级不得不行“黄老政治”。

由于秦王朝统治者对人民的过度压榨,早已使社会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加之秦亡后连续数年的战争,到西汉王朝建立时,到处是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汉初的人口,较之秦代大为减少,大城市人口只剩下十分之二三。如秦代有三万多户的曲逆(河北顺平东南),到汉初只有五千余户了,这在当时还算得上是大县。

面对着这样的经济状况,地主阶级的贪欲再大,也无从剥削起。所以,刘邦统治时期虽然没有特别宣称推行“黄老政治”,但当时的客观形势迫使他不得不“约法省禁”(《汉书·食货志》),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加之汉初一批鼓吹道家学说的近臣的影响,从惠帝开始“黄老政治”成为统治阶级有意识地、自觉地推行的统治术。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黄老政治”成为“一个时代精神,或作一个时代的趋势。”(张维华:《西汉初年对于刑律的修正》)。

二、“无为而治”下的汉初政治主要特点

汉初统治的一个特点,就是“顺民之情与之休息”。这种统治方式其理论根据,就是道的“因”。这在黄老学说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立,使各自明也”(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所谓“因”即“因应”(《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曰)、“因循”(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

这种学说应用在政治上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因故事成法,对过去的制度不加改动;另一方面还有遵循客观形势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加变化的意思。

汉初的一切制度和政策,都是根据这一原则制定和执行的。“秦并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代的政治制度包括皇帝以及下属的官僚系统,均因循秦代旧制。在为政执法方面同样如此。

如萧何为丞相时,“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史记萧相国世家》)。汉代“无为而治”的典型代表当推曹参,惠帝元年(前194年)曹参为齐相,到任时“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 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

曹参就是按照盖公的“黄老术”治齐,结果“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后来,萧何死,曹参继任汉相国,也是用在齐国的办法治国,“出入三年”“天下具称其美”(《史记·曹相国世家》)。

曹参为政的要领就是“休息无为”。所谓“休息无为"包括下列几个内容：

(一)遵循旧制,举事无所变更。

曹参为相时,无所树建切皆遵循萧何所制之法,不加变更。惠帝曾以此责问他,他回答说:陛下和我本人的才能均不及刘邦和萧何。既然刘邦和萧何早把一切制度法令规定得很明确,我们循规蹈矩“遵而勿失”(《史记·曹相国世家》)就够了。

曹参这种解释仅说出问题的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汉初萧何、刘邦所制定的制度法令也仅仅是“取自秦法,取其宜于时者”而已,即把秦代制度和法律中最被人们痛恶的内容去掉,“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史记·萧相国世家》)。

这是适合刚刚安定下来的汉初社会情况的。 经过长期战乱后,人们需要安定,不希望无休止地变动,所以,曹参无所改动,“遵而勿失”,取得很好的效果。正如当时民谣传颂的:“萧何为法,颟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史记·曹相国世家》)

(二)少干预属下事,勿扰民。

曹参代萧何为相,当他离开齐国赴长安之前,对接任的齐相说“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史记·曹相国世家》）这是他惟一的嘱咐。意思就是:不必干扰下属活动,不要过细苛察。这正是道家主张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道德经》的具体发挥。

正是奉守这一原则所以曹参为齐国相时,除“日夜饮醇酒”以外,很少过问政事。他不仅自心喝得烂醉还把前来言事的官吏及相府属吏拉来一起喝酒，大家醉成一团,相府内竟成“日饮歌呼”(《史记·曹相国世家》)之所。

显然,曹参这样做无非是有意在官吏中造成一种不苛求细务、宽宏大度的政风。在“百姓新免毒益,人欲长幼养老”(《汉书·刑法志》）的汉初,这样做是很必要的。

（三）择吏以“厚重长者”为标准。

曹参对下属官吏不究细过,而且“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择吏也以此为标准,凡“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方可用之,对“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史记·曹相国世家》)。

这也是对秦“专任刑罚”的矫枉过正的做法。 这些做法对于刚刚“离秦之酷的百姓来说,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史称“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曹相国世家》)。

以曹参为代表的一批统治者皆是这样“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汉书·刑法志》,从而成为这一时代的政治风气。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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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汉朝的文官等级制度是什么？

汉朝的文官等级制度是三公九卿

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制为秦王嬴政接受李斯建议所制，以皇帝为尊，下有三公，分别为太尉，管理军事；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并理国家监察事务。

九卿对丞相负责，按其职能，行使权利。九卿其实并不止此数，但按韦昭所说的“汉正卿九”，用秦时的官名分别为：

奉常，掌管宗庙祭祀，和国家之礼；

郎中令，负责皇帝禁卫（沿用秦时官名）；

卫尉，负责皇宫守卫；

太仆，负责皇帝车马（始置于春秋。秦、汉沿袭）；

少府，负责皇帝财政；

廷尉，负责司法；

典客，负责外交和内部少数民族事务；

治粟内史，负责粮食和财政（沿用秦时官名）；

宗正，负责皇室事务。

三公九卿制度的基本结构从秦朝一直沿用到两晋，直至隋文帝创三省六部制。从三省六部制的结构上来看，也无处不有着三公九卿制结构的影子。此后，一直到明代，明世祖皇帝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尚书省及门下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中国封建历史中的中央官制三级制度才算寿终正寝。三公九卿这一制度沿用约达800年，并从结构上影响三省六部制，并左右中国封建中央官制约达700年。可以说，三公九卿制，上承夏商周，下接隋唐宋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三公九卿制度虽在结构上沿用了近700年，但在其间，官职的名称及权利和三公九卿制的部分结构却一直在变动之中。并且，制度之外其他中央机构的出现也冲击了三公九卿制。

汉景帝改了大量官名。把“奉常”改为“太常”；“卫尉”改为“中大夫令”；“廷尉”为“大理”；“典客”为“大行令”；“治粟内史”为“太农令”，武帝时改为大司农。武帝时改“大行令”为“大鸿胪”，“郎中令”改为“光禄勋”。

上述九卿更名大多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职能，至于动机可能是语言变迁而寻求官名的准确。无独有偶，三公的名称也有比较大的变化。汉武帝更“太尉”为“大司马”，汉成帝时更“御史大夫”为“大司空”，汉哀帝时“丞相”更为“大司徒”。